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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在建立有效的偿债保障机制的条件下，企业债券市场就为企业利用举债融资的激励机制提供了条件。在我国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迅速发展和规模急剧扩张时，企业债券市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甚至急剧萎缩或徘徊不前，造成债券市场内部结构的不平衡。所以，大力发展我国企业债券市场，为企业通过提高举债融资比例建立合理的融资结构提供条件。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和政府部门的政策有利于发展企业债券市场，这首先表现在银行利率不断下调的情况下，债券利率也相应降低，企业债券融资的成本低廉；其次，实施债转股后，企业整体资产负债率下降，拓展了企业债券发行空间。发展企业债券市场目前至少应做好以下工作：（1）调整企业债券品种结构，增加债券的流动性和可转换性；（2）不断完善企业债券市场的结构体系；（3）加强市场中介机构的培育，建立完善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4）政府减少行政干预，并在政策上对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给予支持。 （四）培育机构投资者，并创造机构投资者发挥正面作用的条件。我国以国有股为第一大股的上市公司缺乏人格化的主体，且由不具风险承担能力的代理方代理，另一方面，个人投资者由于搭便车效应缺乏对经营者的直接监督。发展机构投资者可以部分填补国有股缺位这一困境，从更深的层次上完善公司治理，降低代理成本。但是，我国机构投资者发展滞后，与西方大国相比还相差甚远。截止1999年12月底，沪市个人投资者持股3672.80亿元，占总市值的89.32%，而机构投资者为438.96亿元，仅占10.68%.所以，我们应加强培育机构投资者的力度。但机构投资者作用的有效实现受一定条件的约束，要使机构投资者在我国发挥作用还必须做好以下配套措施：（1）增加流通股比例，促进股权结构的合理优化，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提高创造条件；（2）进行制度创新，完善现行的制度缺陷，激励机构投资者和公司制造具有前瞻性的正确信息；（3）机构投资者不是经济人，并不完全是理性的，机构投资者的行为指向并不总是机构股东或全体基金持有者的利益最大化。所以，还要进行对机构投资者经理内部人的激励与约束，否则就会增加另一种代理成本。 （五）提高银行对企业的监控力度。斯蒂格里茨（Stiglitz，1997）等人根据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经验和教训，认为金融制度不健全、信息不完全、金融自由化程度低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要实行金融约束政策（Financial restraint policies），充分发挥银行的信息和监督优势。在我国资本市场还未规范化运行，经理市场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加强债权相对集中的银行对企业的监控，降低各种代理成本具有现实意义。但是，银行对企业监控的作用有效发挥建立在银行必须有能力，特别是有动力这样做的基础之上。为此，就要进行银行业的变革与金融制度的创新，其主要包括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和对银行各级代理的监督与激励，以及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等。 （六）加强经理人行为的市场约束机制。在外部市场中对代理人的激励而言最重要的是经理市场的竞争激励，资本市场和兼并市场产生的激励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经理市场的直接激励作用实现。因此，充分竞争的经理市场是一个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安排，使两权分离条件下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激励不相容变成相容。所以，在大力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同时，也必须同时加强经理人市场的培育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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