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誉参半的税制改革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 作者:佟文立 人气: 时间:2014-04-03
摘要: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变法者总是毁誉参半,明朝的张居正也是这样一位。但与商鞅和王安石等盖馆定论已无过多争议者相比,张居正却是一位至今有挖掘价值的历史人物...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变法者总是毁誉参半,明朝的张居正也是这样一位。但与商鞅和王安石等盖馆定论已无过多争议者相比,张居正却是一位至今有挖掘价值的历史人物。虽然一切历史从来就是世界史,但在先秦的商鞅和北宋的王安石时代,中国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迄今为止也没有历史学者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给予新的阐释。但大明王朝中后期的中国显然更加明显地卷入西欧国家编织起来的经济全球化,学术界对世界历史的新研究也就给重新认识那一时期的中国古代历史带来了新的视野。

  作为万历朝的首辅,张居正以变法者形象给后人最为称道的是其推行“一条鞭法”。这在中国古代税收制度史上堪称一次重要转折,其意义在于国家政权税收的货币化。中国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这也决定了以粮食为主的实物税形式长期以来居于主要地位,尽管在唐代中叶以后“两税”制就已经有了货币化税收的实行,但即使在商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两宋时期,货币化的税收也并不占据主体地位。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一直缺乏贵重金属,无论是黄金还是白银都无法大量作为货币使用,先秦时期所谓的“金”实际上是金属铜,而自东汉末年大乱以后,黄金更是大量从民间消失。

  这也造成了民间商业长期使用以铜铸钱币为主的交易货币,而纸币形式的信用货币在世界范围内亦“早熟”于宋代的中国,而元朝更是率先开启了中央政府大量发行纸币以弥补财政窟窿形成恶性通货膨胀的先例。

  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着实是一位深知百姓疾苦的布衣天子,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自然也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相当低的农业税率、规定以白银为主币和铜钱为辅币的货币体系以及禁止民间出海贸易就成了朱洪武给子孙留下的经济制度方面的“祖制”。

  对于任何政权,财政问题都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张居正变法的出发点肯定也是通过增加财力以巩固大明王朝的中央政权。张首辅为变法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推出税收“一条鞭法”,就是正税以外无杂税,地方政府的乱收费大幅度减少,减轻了人民负担,国库收入三年内增加一倍多,这也正是后来的万历“三大征”积攒的军费来源;对实施了两百年的海禁政策进行改革,开放海禁,允许国际贸易,民间商船可以出海。正是被称为“隆庆开关”的举措对于解决当时大明朝“南倭北虏”两大外患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海盗问题起了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当时所谓倭乱,真正来自日本的武士海盗不过十之二三,其余者多为东南沿海地带挺而走险的贫苦农民。

  尽管今天对于明朝以海禁形式的闭关锁国政策多有指责,认为这是造成中国从此落后西欧的原因之一,而动机分析也多以皇位争夺等宫廷政治和小农社会敌视商业经济的儒家式道德立场为主。然而中国历史中流行的“潜规则”告诉我们,海禁政策的官场支持者们可能恰恰正是从对外贸易中获利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因为越是法律所禁止的生意,其利润越高。而为生计去冒充倭寇的农民和商人只不过又给了地方添加了向中央政府索要粮饷剿匪的借口。否则,如何解释近两百年的“海禁”反而致使美洲白银大量通过全球贸易体系流入中国,江南地区在明朝中叶后的商品经济日益繁荣,进而为张居正推行以白银计征税收奠定了基础?

  尽管张居正死后,变法者因“道德缺失”成为了靶子,开关政策再次回归“海禁”,但白银的货币本位和税收制度却得已延续。或许得以保留的变法成果能够为当时的利益集团带来更大的利益,农民在缴纳白银税收时需要先变卖粮食难免不被商业资本又剥削一道!在中国古代,在土地兼并和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后,为提高中央政权的财力的变法改革多以一定程度的“劫富济贫”从而缓和社会矛盾为出发点,但最后都变成更加严重的“劫贫济富”!而大明王朝的利益集团们则为这一规律添加了新的样式,拱手让出了国家的货币主权!

  经济学中的货币数量论揭示了货币流通与价格体系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在后来的明末“银荒”大背景下更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在世界史上,英国与西班牙的争霸战在当时一定程度导致全球贸易体系的紊乱,源自美洲的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同样受到影响。这对于大明王朝简直就是一次严重的基础货币投放紧缩,而白银作为社会财富的象征又被官僚地主阶层大量收藏,致使市面上流通的白银数量更加紧缩。这对于货币化程度已经相当高的商品经济来说,完全就是一场灾难!

  大明朝的财政从此日益破败。尽管明末的糟糕气候导致灾害不断,但在农业丰收之年,普通农民的生计反而更加艰难,在白银短缺的市场上,粮食价格会因为丰收而更加不值钱,为凑足税款,只能出售更多的粮食。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自成的大顺军打入北京城,从达官显贵们的家中抄出的白银据称高达七八千万两之多。而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刚毅和勤奋皇帝—崇祯当年为赈济陕西的百万灾民,只拿出了十万两白银。如果说与后金的作战相比,赈灾对于明朝已是觉得虱子多了,不咬人,那么当镇守山海关的袁崇焕提出以100万两白银议和银从而结束同时与大顺和后金的两线作战的战略被动局面时,已经拖欠了几百万两军饷的崇祯又如何拿出100万的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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