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7日，人民法院案例库正式上线并向社会开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达到3711件，包括刑事案例1453件，占比39.15%；民事案例1643件，占比44.27%；行政案例405件，占比10.91%；其他如国家赔偿案例、执行案例共210件，占比5.66%。

互联网金融企业在产品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时，增强涉税风险防范意识，主动及早筛查隐患，积极与税务机关沟通联系，咨询认识不清、把握不准的涉税问题，完善内部涉税管理，正确处理涉税业务，促进互联网金融规范健康发展。

本案是一起较为典型的物流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涉案企业通过非法手段大量虚开ETC通行费电子发票虚增进项，同时虚构货运业务，向下游企业大肆虚开名目为运输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违法性质十分恶劣，严重扰乱经济税收秩序。

未来对于“不以抵扣税款为目的”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会以“虚开发票罪”进行处理，这类司法判决也已经开始出现。所以，未来对于融资性贸易、对开、环开、变票、代开等开具发票的行为应当慎之又慎，做好交易合规安排，避免身陷囹圄。

非居民企业在判定其能否享受税收协定(安排)中的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条款的优惠待遇时，往往需要先判定企业是否为该项所得的“受益所有人”。

对你单位违规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行为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对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应予依法处理。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量刑问题是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及司法解释确立以“虚开数额”、“其他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为主的法定量刑标准，后者在司法实践中衍生出对“国家税款”这一概念的理解及认定问题。本文筛选出150份司法判例作为分析样本，考察司法判例中关于“国家税款”的认定情况，进而从法理角度剖析司法判例认定差异悬殊的原因所在。立法与司法解释关于虚开专票罪的规则设计不足、对虚开专票罪法益保护的认识偏差、学理关于虚开专票罪性质的不同观点以及增值税全链条征管体系建设问题，导致实践中对虚开

许多贸易企业也会采取先将货物销售给享受地方政策的企业，然后再由该企业对外销售的方式，为关联企业增加业绩或者享受财政返还。实践中，许多办案机关对这些中间增加购销环节持有否定的态度，认定可能构成虚开。

刑法第205条规定虚开专票罪有三个量刑等级，第一档是虚开税额5万元的入罪标准，第二档是虚开税额50-250万元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造成税款损失30-150万元且第一审判决前无法追回)，第三档是税额250万元以上、损失150万元以上。

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

在对有货虚开和无货虚开进行行政责任的辨析后，会发现，能否对两者进行同一化或差别化行政责任的处理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而因涉及行政责任下的举证责任的划分以及潜在的刑事责任，实践中对两种类型虚开的税务处理和归责会更加复杂，也需结合刑事风险进行整体的应对。

为了确保能够成功行使税收撤销权，景宁县税务局进行针对性调查。结合法规条款，首先对D公司销售房产给Z公司的价格是否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以及“受让人Z公司是否知道该情形”两个事实进行调查取证。

扣缴制度作为我国税收征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提高征管效率、保障税款及时足额征收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践中，税务机关及司法机关对于如何处理扣缴义务人的违法行为存在诸多争议，随着《公司法》的修订，涉及自然人的资本交易更为活跃，扣缴义务涉税争议更多。

(国发〔2015〕25 号)要求，适时开展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工作，严禁地方违规制定税收返还等优惠政策。确需新出台政策的按要求报请国务院审批，且一般不得与企业缴纳的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

本案的核查过程并不顺利，面对涉案企业已注销、企业资料不全、线索不足等不利条件，检查人员迎难而上，不断调整检查思路，灵活机动地采取多种方式核查取证，最终成功完成了案件查处和税款追缴。

对方表示，甲公司所承接私募基金的主体形式为合伙企业，在会计核算上不需要直接申报企业所得税，也不需要进行成本费用的扣除，所以合伙企业未向甲公司主动索取增值税发票。

在用电子税务局开具数电票的时出现的预警弹框，也被称为税务预警，应用全国增值税发票风险特征信息库、虚开发票风险指标模型和大数据运算技术，并辅以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等方法，建立红、黄、蓝风险预警机制，即时监控纳税人开具发票行为，这是税务机关为了加强对纳税人的管理而采取的一项征管措施。

根据采购员提供的清单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采购产品与收购发票的信息比对不及时、不全面。同时，未对生产环节进行严格的能耗监控，在购进的原材料、包装物、半成品等存货入库时，核算也不够仔细，这些问题都会带来一定的涉税风险。

税务机关对企业税收遵从情况的判断和评价途径，主要通过对单一法人企业或独立纳税主体一年内履行纳税义务的情况开展纳税信用等级评价。与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相比，集团企业税收遵从评价，更加强调对集团整体性评价，也更加强调对企业内控评价。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团伙性暴力虚开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案件。违法团伙通过控制空壳企业，共对外虚开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两万余份，涉案金额合计10亿元，违法性质十分恶劣，必须予以严厉打击。

这些不法行为严重危害国家税收安全，扰乱市场秩序。虽然翟某深等人实施的配票行为有真实贸易基础，但其实质上是整体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活动的组成部分，社会危害大，故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论处。

虚开发票犯罪逐渐呈现团伙化、隐蔽化、信息化的趋势，如何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犯罪属性，在理论界和实务界、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存在意见分歧，主要有行为犯说、目的犯说、结果犯说和危险犯说。从加大打击暴力虚开等虚开行为的力度，营造公平正义的营商环境角度出发，笔者根据现行规定及现实情况，结合近期查办案件，认为应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属性判定为危险犯。

有关职能部门衔接不畅。现实中，被冒名者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撤销有关登记，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向法院起诉，但由于举证存在困难等原因，救济情况往往不乐观。

仔细检视小保险柜中的企业经营资料后，检查人员从中发现一份厂房转让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却不是A厂房转让的《补充协议》，而是厦门J公司购买厦门H公司B厂房时，与对方签订的转让协议。

不过，由于目前只有部分省市运行不动产司法拍卖“各付各税”机制，法院执行异地不动产仍可能存在转让方拒不配合、买受人过户困难等情况，需要各地结合实际推动解决。

通过分析新冠疫情前后6年的司法大数据，梳理总结出温州民营企业涉税犯罪案件存在着近年持续增长，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为主，类别与经济形势相关，犯罪动机多样，罪犯文化水平低、再犯率不高，缓免刑率高，重刑率较低等特点。

针对股权投资类合伙企业聚集密度高、信息沟通少、涉税疑难多的问题，协调财政、市场监督、证监、基金业协会等部门，建立信息交流与工作联络机制，综合分析企业经营行为，提供联动服务，形成监管合力。

随后，税务人员对H公司财务人员进行细致的更正申报辅导，对企业违规列支的2.01亿元利息费用依规定作了调减处理。H公司按照税务人员的指导，对相关账目重新进行调整，调减后企业可弥补亏损额降为零。

该案所涉罪名，都是民营企业常见的犯罪，一个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个是虚开运输发票，即抵扣税款发票罪，还有一个是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该三个罪名能成功无罪，对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解决涉产权案件罪与非罪的问题，特别是对改善营商环境、发展经济，都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灵活机动，外围突破以点带面。本案查办过程中，面对涉案企业走逃失联，调查遇阻的不利局面，办案人员结合企业异常经营行为和案头分析确认的企业疑点，决定转换调查方向，用外围调查打开突破口。

税务人员在此次行业风险专项排查活动中发现，部分农产品出口企业日常经营中在发票开具、收入核算等方面存在行为不规范、管理不到位等多项问题。

按照办案程序，检查组向H医院下发《税务事项通知书》，约谈法定代表人李某和吴某等人。面对检查人员出示的翔实证据和资料，李某等人无言以对，承认相关违法事实。

再生资源行业近年爆发多起涉案标的大、波及范围广的虚开案件，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的业务模式引发较大的争议。本文将首先梳理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的税收政策及实践困境，探讨常见经营模式下的税务风险，并重点解析40号文实施后更迭的新模式，分析其中的风险点，以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