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建议企业在对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进行选择决策前，一方面应结合该资产的持有目的，另一方面应与主管税务机关充分沟通了解其执行口径，充分评估税收影响，避免损失。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25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相关规定，股权激励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全额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在2027年12月31日之前，均可享受该优惠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9〕31号)第十二条规定，企业发生的期间费用、已销开发产品计税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准予当期按规定扣除。

本文介绍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的有关业务，即纳税人销售还没有进行权属登记的不动产的一手不动产，房开企业转让二手不动产等业务不在本次归纳范围。

销售房产时如果不销售“可移动的家具、家电用品”，并不影响房屋的使用功能，销售“可移动家具、家电用品”还可能涉及销售货物或者服务。

国家没有出台有关“资本公积金和减资弥补亏损”是否要征收所得税政策之前，依据税收征管的税收法定原则，绝对不可以张冠李戴，将实质减资的涉税政策作为名义减资(简易减资)的征税依据。

新《公司法》第四十七条要求“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强制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最长认缴期限，以逐步解决认缴登记制改革以来公司“注册资本注水”、股东“认缴资本数额巨大”及“缴付期限畸长”等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不考虑接盘侠，就只能采用完成出资或者减资的方式。

新《公司法》修订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公司治理及股东责任的广泛讨论，个人股东涉税责任也逐渐引起社会关注。长期以来，大量公司因管理制度不规范，对涉税风险不重视，公司与个人股东之间频繁发生资金往来，随着公司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的不断完善，对个人股东责任和纳税义务的厘清，过去种种不规范的行为将逐渐爆发涉税风险。

如果房地产企业建造的人防设施，地产企业未自身实际占用，也未对外出租，即属于闲置状态。那么由于人防设施产权属于国有资产，因此，地产企业不涉及房产税问题。

企业对已实缴出资进行减资的情况下，若仅减少实收资本，对企业股东和个人股东来说，通常都被认为是单纯的股东投资成本收回，减少对被投资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而无须缴税。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监(印)制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一般应当在本行政区域内核发使用，不得跨行政区域核发使用，但本地区派驻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公益性单位除外。

企业所得税法定扣除项目是据以确定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的项目。企业所得税条例规定，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是企业的收入总额减去成本、费用、损失以及准予扣除项目的金额。

在部分案例中，法院将资产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合同认定为贷款合同，认为该合同虽名为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合同，但其实际目的是向转让方提供融资，并且以交易本金加溢价款回购的方式也与贷款本金、利息计算方式并无二致，故应当认定为贷款合同。

在房地产开发实践中，开发商普遍认为，房地产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登记金额大，会让消费者和买受人误以为公司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便于销售房产。实际上，加大并不一定意味着过大。

修订后的公司法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公司法修订给财税领域带来了诸多实质性变革，不仅对企业的日常财务管理和运营决策带来深刻影响，也为企业未来的财税规划带来新的挑战。

退税是企业在土地增值税清算后产生可弥补亏损情况下的一项重要权益。在申请退税时，关键要考虑清算是否完成、是否存在税前亏损以及是否有后续开发项目等因素。

境内企业的激励对象一般通过直接持股、BVI间接持股、海外信托间接持股三种方式取得境外上市公司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或股票增值权(或三种方式的组合)。

根据规定，先开具发票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开具发票的当天，可以保证税款及时入库。发生应税行为或经营业务才能开具发票，而不是发生应税行为或经营业务时才能开具发票。发票开具强调真实性。

开发商与业主签订销售合同时，有产权的负一层可以签订独立的销售合同，可以单独办理产权证，开具发票。故虽然与一楼商品房主体打通链接，但是实质仍是单独的主体，故应应按照“其他商品房”进行清算。

对于注销企业在经营期间引发的税务问题应当如何处理，应由哪一主体承担等问题在各界存在着诸多争议，各地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处理路径并不相同，引发大量纳税争议。

新《公司法》下，董监高个人责任和风险大幅提升。IPO企业和上市公司公众属性更高、所受监管更强，其董监高所面临的责任、风险以及对自身履职能力的要求都相对更高。

新公司法内容方面实质变化涉及百余条，与审判实践关系密切的有五十余处，主要包括：在公司的基本制度方面，完善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增加了“姐妹公司”人格否认情形等;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公司治理以及股权转让方面，明确债权可以作为出资财产、限制了认缴出资最长期限、增加了股东失权、出资加速到期等;在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组织机构以及股份的发行和转让方面，新增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授权资本制等;在董事、监事、高管资格义务方面，细化董事责任，强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责任等;在公司财务会计制度、增资、减资方面，允许资本公积

如果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持有退市公司非限售股，其股权登记日在2019年7月1日—2024年6月30日，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可以适用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实务中，一些企业可能会将自产或外购的手机用于集体福利、个人消费、对外赠送，一些电信运营商会推出“充话费送手机”的活动，还有的企业可能购入手机用于短视频拍摄、直播带货。在这些情形下，企业购买手机发生的费用，很可能会有不同的税务处理。

适用75号公告的暂时出境修理货物的适用区域有明确规定——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主营运基地的航空企业所运营的航空器(含相关零部件)，船运公司所运营的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内港口为船籍港的船舶(含相关零部件)。

税收法律和法规都没有设定加处罚款的强制措施，而在国家税务总局规范性文件《关于修订部分税务执法文书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3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范本中，却设定了“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的规定，应属违法设定，应急刻中止予以清理。

新《公司法》主要在公司资本制度、公司组织机构、股东权责分配、公司设立及退出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调整，同时对股东的相关责任加以明确。越来越多的高净值股东选择提前规划主动减资、对外转让股权、注销公司，以应对新《公司法》生效后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然而，这些行为都蕴含着较高的税务风险，如规划不当，对税务问题关注不足，则容易引发股东税务危机。

减资制度是公司调整注册资本的重要方式，也是股东退出公司的法定途径。新《公司法》对公司减资制度做出了重要修订，对公司减资流程的操作要求更加严格，也更加注重平衡公司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权益。本文从新《公司法》的重点条款入手，结合司法实践判例对减资流程的要点进行分析梳理，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个人所得的形式，包括现金、实物、有价证券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所得为实物的，应当按照取得的凭证上所注明的价格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无凭证的实物或者凭证上所注明的价格明显偏低的，参照市场价格核定应纳税所得额。

为避免“瑕疵入伙”带来的系列纠纷，如果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的《有限合伙协议》并未明确授权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全体合伙人全权决定新合伙人的入伙事宜，则执行事务合伙人在引入新的有限合伙人之前，应确保已取得全体合伙人的合法书面同意(例如合伙人会议决议等文件)，并请基金的全体合伙人共同就新合伙人入伙事宜签订《入伙协议》和/或新《有限合伙协议》。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2023年修订《公司法》的重大意义在于：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权保护、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等重大决策部署，适应实践发展，不断完善公司法律制度，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