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税制改革与税收政策研究综述

来源:《税务研究》 作者:张斌 蒋震 人气: 时间:2022-03-04
摘要:“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着更加深刻复杂的变化。全面深入认识高质量发展对税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新使命,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税制改革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推进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完善现代税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对税制改革研究提出的基本要求。

  (五)其他税种改革

  除了上述主要税种改革的研究外,2021年学术界对于税种改革的研究还涉及资源税、环境保护税、土地增值税等。

  关于资源税改革。刘明慧 等将油气资源税改革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分析了油气资源税改革的绿色发展效应及影响机制,建议从合理确定油气资源税税负、加大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税收政策扶持力度、充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等入手,提升油气资源税改革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

  关于环境保护税改革。丁国峰从公共利益视域提出了环境保护税制度的完善建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范围、优化税率、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科学性。王珮 等从绿色技术创新中介效应角度分析了环境保护税的环境、社会和治理影响,认为环境保护税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但具有滞后性。为了更好发挥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的促进作用,应将企业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和二氧化碳污染物纳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同时基于绿色技术创新完善环境保护税优惠政策。

  关于土地增值税改革。彭乔依 等基于土地增值税实施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土地增值税完善建议:从转让行为性质划分上对房地产地下附属设施征税范围作出更加细化和具体的范围界定;在细化计算增值额的利息分摊方法基础上,强化计算利息分摊方法使用的条件和标准;针对与普通住宅相关的混合型或综合性房地产分别核算增值额规定不够完善问题,明确核算项目、核算对象的适用条件和标准,同时对房地产企业不分别核算增值额的规定进行细化。黄洪 等从土地增值税征税范围、计税依据、改制重组税收优惠政策、清算制度等方面提出了税制优化建议。

  在主要税种改革研究中,学术界既充分借鉴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税种改革的有益经验和教训,又紧密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探索适应我国新发展阶段、具有前瞻性的税制改革创新发展路径和具体措施。在复合税制体系中,某一个税种的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与其他税种的衔接。为此,税种改革的研究自然应关注税制结构的整体优化和复合税制体系下不同税种改革目标之间的协调。

  四、税收政策优化研究

  近年来,作为积极财政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税收政策,在应对经济下行、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降低实体经济经营成本、焕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税收政策研究主要聚焦于减税降费政策、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税收政策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等领域。

  (一)减税降费政策研究

  2019年、2020年,我国减税降费的规模分别达到了2.36万亿元和2.5万亿元。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有力保障了“六稳”“六保”等宏观政策目标的实现,其对宏观经济和财政运行的影响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2021年关于减税降费政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减税降费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关系的研究以及减税降费政策效应评估两个方面。

  关于减税降费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关系。邓力平 等认为,我国在近年来大规模减税降费中努力做到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统一,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财政的制度优势。“十四五”时期,要在实践总结与理论升华的基础上,认真领悟党中央提出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的深刻含义,把实现财政政策有效性与可持续性的统一放在“十四五”规划的大局中领悟,丰富中国特色的财税理论体系。我国阶段性和制度性减税降费政策要根据市场主体恢复元气、增强活力的需要,适当延长部分政策的执行期限,通过连续、稳定、提质增效的减税降费政策发挥其巩固经济基本盘的积极效应,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于减税降费政策效应的评估。倪红福 等通过引入成本传导率的投入产出价格模型,研究了减税降费的价格效应和福利效应。研究表明:减税降费使得各行业产品价格降低,对第三产业的价格影响最为明显;成本传导率越高,产品价格的下降幅度越大;中国整体的成本传导率约为三分之一,减税降费是2019年中国PPI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减税降费使消费者价格下降,居民福利改善,城镇居民福利改善高于农村居民。

  (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税收政策

  2020年年初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带来了巨大冲击。为了更好地应对疫情及其引致的相关经济社会风险,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先后出台,在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稳定经济基本盘、保障基本民生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学术界作了深入研究。

  吕冰洋指出,中国在2020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出色表现,充分说明了包括减税降费政策在内的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社会迅速恢复秩序和保持经济稳定发展两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减税降费促进“六稳”“六保”等政策目标的实现,一方面使经济社会迅速恢复秩序,另一方面有力促进了宏观经济的稳定。邢丽 等对部分省份针企业税费成本情况的实地调研显示:2020年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力度空前,成效显著,有力对冲了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风险。下一步,应深化税费制度改革推动减税降费,构建稳定可预期的税费环境,增强税费制度和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具体措施包括:进一步完善增值税、社会保险费等制度和政策,优化征管机制,消除减税降费政策落实中的堵点和痛点;构建有利于创新和人才激励的税收制度和政策,加大税收扶持力度,助力形成新发展格局。胡怡建 等对疫情暴发后的全球减税趋势作了分析,认为全球减税趋势不会改变,但鉴于财政压力的持续加大,减税政策应由总量性减税更多地转向结构性减税。

  (三)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研究的两个主要领域。张广婷 等构建了一个两期自由现金流贴现值最大化的研发决策模型,通过推导得出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三个影响因子,即代理成本因子、研发效率因子和融资约束因子,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政策应对代理问题较低、研发效率较高、在金融市场上面临较强融资约束的企业有所侧重。石绍宾 等(2021b)将2018年加计扣除比例提升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2013—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三个角度研究了提高加计扣除比例的政策效应。研究表明,加计扣除比例的提高,有利于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增加创新产出数量,并对企业的创新效率提高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在创新环境较好、财政政策扶持力度大以及执法力度大的地区,加计扣除比例的提高所激发的创新激励作用更为显著。薛薇 等对完善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作了研究,指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政策目标应由重视投入规模和速度向重视投入效率和质量转变,应提高政策精准性,探索高新技术企业分类优惠,对重点高新技术企业适用力度更大的税率优惠。

  2021年,不论是关于减税降费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关系的研究,还是对减税降费效应的分析,不论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税收政策的研究,还是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分析,都取得了显著进展,对于制定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税收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与实证依据。

  五、评述与展望

  从2021年税制改革与税收政策研究看,学术界围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完善现代税收制度的要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将基础性制度安排和精准施策有机结合,为完善现代税收制度、优化税收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将更加复杂,这对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代新形势下的产业结构升级、人口老龄化、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新型城镇化、绿色发展、后疫情时代的产业链布局等诸多重大问题,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税收研究者要心怀“国之大者”,继续深化对这些问题相关的税制改革与税收政策研究,进一步提高研究的创新性、前瞻性和系统性。同时,立足于更好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研究在围绕重大现实问题开展跨学科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方面也有进一步开拓和深化的空间。

  在提高直接税比重与优化间接税体系的研究中,应关注减税降费背景下积极财政政策、宏观税负水平与税制结构优化的关系,加强中长期税制改革实施条件、阶段、步骤等战略规划层面的研究。在新发展阶段,人口流动、城市群的发展、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等因素对地方税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在现有税制框架下继续深入研究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划分的同时,更要把地方税体系视为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其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和地方财政收支体系优化中的作用。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将对国际税收和各国的税制改革产生持续而重大的影响,在这两个领域要加强对国外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跟踪研究,继续深化在相关理论和政策方面的基础性、前瞻性研究。在主要税种改革研究中,增值税简并税率、消费税调整征收范围和征收环节、个人所得税扩大综合征收范围和优化专项附加扣除、房地产税试点、是否及如何征收遗产税与赠与税等是需要继续跟踪研究的重点问题。在税收政策研究中,减税降费与财政可持续性在短期和中长期的协调、税收政策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以及对不同市场主体的作用机制等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为更好地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预算管理和政策评估,应加强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税式支出制度的前瞻性、系统性研究。在研究方法层面,应继续深化对税制改革、税收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实证研究方法,提高实证研究的准确性、科学性及其对现实的借鉴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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