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改重大信号：目前企业税费很高 不符合现在供给侧改革的要求

刘桓：2008年我们把所得税定为25%，当年的所得税是25%，当年国际上平均所得税水平是28.2%，但是中国周边有18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影响很大，他们是25.5%，所以这样对我们招商引资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当年定税负的时间树立了一个目标，等于定税我们长期是不滞后，不仅要低于国际水平，尤其要低于世界各国水平，所以我们定的是25%，这样保证我们在招商引资当中处于优势。我们当年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有点遗憾，我们中国的税改有点生不逢时，因为刚刚开始改以后，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各国忙着救市。而我们中国当时当时刚刚改的时候，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没有意识到那么清楚，所以税定的比较低。人家降，你没动，跟不上了。

刘桓：中国的税收简单的说叫双主体，一方面有流转税，一方面有企业所得税。这两个税收主体之间没有严格的制约关系。比如说增值税，比如说这个东西卖100元，那你就要交17%，就是117元了，所以购买者要花117元去买。但是企业去算赚还是没有赚，和这17块钱没有关系的。这个企业有成本变化因素、人力资源、市场竞争等等，这个企业没有赚钱，就是亏损的。如果是所得税的话，就没有问题，赚钱就交税，不赚钱就不交税。但是流转税是一开始先把钱扣了，企业亏损了，这个税是不能退的。所以很多企业一方面亏损，一方面还要交税，这就造成了亏损企业还交税的说法。去年很多企业都在抱怨，所以这个是中国税制设计当中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东西。

在中国现在是这样的，实体企业确实比较困难，经济处于下行的状态。但是我们每年的GDP还是增长的，财政收入虽然不是过去百分之十几的增长，但是还是有7%、8%的增长，这个就使企业的税收负担并没有随着经济上行、下行的调整而产生自动的自调整。

刘桓：国际上有两种税收的治理思想，一种是在流转环节，比如法国在50年代开始有增值税，现在大概有100个国家以上采用的是法国的增值税，但是相对于以前的营业税好多了，它的设计应该是很不错的。再一种流派就是以美国为主，不收流转税，他有消费税，消费税中谁是消费者谁交税。

现在中国从税收统计数字来看，应该是税收负担比较重。但是这个不是很严谨，最终消费者一次付费和中间环节没有关系，这个对于产品创新、对于知识创新本身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我们中国不是，是每一个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都要为增值税伤脑筋，因此销项、进项，这个企业管理成本就很高。

刘桓：就数额而言我认为税还是更高一点。比如你要交10块钱，其中有一些是必须要交的，因此税的问题是根本。很多的费或者是附加和税是没有关系的，比如中国有一个城乡建设附加税，这个税收没有单独的征收主体，征收对象就是你交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之上，比如说一个企业交增值税100万，你的承建附加就是10%，那就是10万，所以这种附加费和附加税是附加税之上的。还有一类，是各地方政府以税的数额为基础所附加的东西，这个和税还是有关系的，因此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话是两个，第一个是部门间开始收费，什么名目都有的，这个要经营。我们现在已经在建立一个交易成本，包括政府的事前审批、事中审批之类的，还有一个目的是要减轻和税有关系的各种附加费。所以税不是唯一的，但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刘桓：按照我们国家一般的规定，是一个年度结束之后，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汇集整理数据，因此营改增到底产生多少收益，我们拭目以待。但是营改增对于企业来说整体肯定是减税了，但是目前我们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在营改增当中受益的企业未必站出来说话，他认为是应该给我的，你现在改就是晚的。比如房地产、建筑安装业，这个好处他们不用说了，这是他们得到的实在。但是营改增过程中，如果没有实现他的预期或者税负降低，或者降低没有那么多的话，他就出来说话了。我认为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不能说明营改增没有效果，这是一个大前提。

刘桓：这次营改增很多企业是有收益的，因为我们算过帐，过去营业税5%，现在增值税6%，但是可以抵扣，这点大家是能看到的。这次四大行业当中，有行业还存在争议，首先是金融业，金融业是5%的营业税，现在改成6%的增值税，但是目前我们抵扣的体系没有完全的运行起来，该抵扣的没有抵扣，或者政策不准确的话把它放掉。还有过去很多金融的业务是不交税的，比如说理财、资产管理，现在让你交税了，有些人感觉不适应。于是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是国家有意识放水不去管理呢？过去是地税局管，可以不交营业税，现在是国税管，就是要交增值税了。这个是需要金融业和财政部去对话，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确实应当是在财税和金融之间有一个基数，大家把这个问题说开，以免个别企业和税务局产生争执，因此这是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

现在问题最多的应当是建筑安装业，建筑安装业去年问题没有显示，为什么没有显示？去年由于在转型过程当中，多数企业是按照老办法，我们国家规定老办法是按照营业税来交，就是交3%，也不按销项、进项。但是老项目和新项目之间的衔接，你总不能说2017年开工还是老项目，因此新项目按照新办法来交，这个时候还能不能恢复到3%？这个是要考验，现在税负增加的企业多数是这个行业，这个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它的劳动力成本大概占到30%更多，因为销项11%减去之后的，能不能达到3%以内，这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要求我们制度制定部门和操作部门对制度设计合理性要严格的管控，否则造成失误的话想纠正都不能纠正，那这个对企业影响很大了。

刘桓：2017年减税7000亿，是财政部秉承国务院的指示做出的承诺，我是这样理解的，减多少是多少。在目前就是产生两种倾向，你要交税税就重，你不交税就没事，这样的话谁还交税？所以我们法制要严格，两手都要硬，减税要落到实处，打击偷税漏税也要落到实处。刚才谈到我们减税当中有一半是营改增，这个说法我建议不要这么用了。营改增已经实行那么多年了，你再这么说，就不太合适了。目前我们看到的办法不是特别多，现在只是对小微企业减税，我看这个减税就是几百亿就了不起了。还有高新技术企业，那个是2008年就开始改革了，这个怎么能算作2017年的承诺呢？我们要问新出台哪些税收优惠政策，不要再把过去的拿出来，这是对决策层提出的问题。

刘桓：个人所得税从94年开始，几次改革没有跳出老套子，一说改革就是上调起征点，百姓还不满意，因为第一个是时隔多年，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收入也提高了；第二物价上涨了，物价上涨了和百姓有关系的绝不仅仅是CPI指数，CPI指数百姓是用的，用到的猪肉、大葱等涨价很严重。起征点，但是要怎么调法更科学，这个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是2011年当的国务院参事，当时我说起征点的问题，我说有两点，一个是指数，就是和物价挂钩，就是CPI上涨多少，起征点调多少，这个和国外是一样的，这些年CPI只高不低，个税起征点为什么不能往上调？比如说油价，国内油价和国际是接轨的。

第二个，各地方之间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个是很重要的，在中国税法是统一的，但是立法可以统一，你不能统一全国菜价，不能统一全国房价，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你如果挣3500元的话，想租一个房子都租不下来，但是在三四线城市3500元可以租一个三居室。所以在中国应该是这样，允许在全国人大允许范围内，各省立法，比如起征点是4000元，可以上浮或者下调10%，这样在立法上能够体现出来，这是当年我提的意见，这个意见很遗憾，到现在没有实现，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办法能够变成现实。

刘桓：这个从2005年开始一直在解决，但是房地产税收和房产类税收是两回事。房地产税收具体到中国是一个税种，而房产类税收是一个税收的集合群。现在有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建附加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契税，因此我们说一共是十个税种。我们国家长期是围绕着交易环节，比如卖房子的话，按照新规定的话，要有增值税附加，还有价差过程中有5.5的增值税附加。如果卖房子产生收益的话要收20%的个人所得税，因此你越征税的话房价越高，所以大家说是其到房价上涨的助推作用。但是这不是政府的初衷，我们是想抑制住房价上涨，但是市场不是这么看，市场没有对不对，是自然形成的。目前我们探讨的房地产单一的税种，应该是交易环节以外的印花税，这个税种在中国是有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探讨的是个人住房，我也不出租，我也不经营，就是自己住。现在很多大城市当中有一些房子不住，就是在自住以外的房子如何交税。这个税收其实在中国酝酿了十年，2005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我们要准备试点开征房产税，十个城市曾经做过试点，但是数据不支持。但是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有些问题解决了，比如说各省城市之间联网已经实现。

去年年底，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上传递了一个消息，说有一个基本准则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因此要让房子回归到基本功能，这个是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预判，中央下决心要坚决抑制炒房。不是说让房价完全不涨，最好是CPI涨7%—8%，工资涨10%，房价涨1%—2%，但是你现在房价一年涨50%，这个是不行的。于是我们说，在居住和非居住房屋的购买和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种长效机制，让大家能够按照我们的想法。所以从经济工作会议上透露出的信息，就是房产税将来是渐行渐进，我们要借鉴上海和重庆的试点的经验和教训，出台一个好政策。这些东西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走，这个是大家要加以关心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