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批跨界发言被炮轰:谈税收非专业人士该闭嘴吗?

来源:凤凰评论 作者:张弘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1-10
摘要:在几天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2016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宏观税负问题就出在,几乎所有的税收都是从企业口袋里掏出来的,企业税降一点,个人税增一点,我们更多的百姓愿不愿意改这样一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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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天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2016”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宏观税负问题就出在,几乎所有的税收都是从企业口袋里掏出来的,企业税降一点,个人税增一点,我们更多的百姓愿不愿意改这样一种结构?
 
 
高培勇还说,所有人都热衷于减税降费,为了减税降费就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甚至把减税降费当做一个基本目标。但是殊不知不管是税还是费,从来都是和政府的支出绑在一起的,我们总要问你拿什么去减费降税?目标是好,但是归宿在那。很多人的分析绕开了政府支出,而直接谈论减税降费,或者至多谈论到以扩大赤字的办法去支撑减税降费。发言中,高培勇以专家自居并声称,“我本人是研究财税的,几十年如一日,这几十年当中我特别注意不搞跨界的发声。”
 
是否跨界发言,首先是学者的个人选择。如果一个学者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对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下过很大功夫,而且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跨界发言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动辄以专家身份发言,实际上一味为权力张目而混淆是非,不顾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无疑更需要警惕。
 
首先,我同意高培勇的观点,税收的一分一毫,都关系到每一个民众作为纳税人的根本利益。惟其如此,税收不仅是专家关注的问题,更是普通民众都应该关注的问题。民众缴纳税收,供养政府,就是为了享受到方便的公共服务。作为纳税人的民众,才是国家的主人,政府依靠民众的供养才得以维持。在中国历史上,因为官家横征暴敛导致官逼民反的例子比比皆是。在世界的历史上,美国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喊出的口号之一就是“无代表不纳税”这一基本原则。
 
正因如此,税收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民众作为纳税人,拥有审核政府财政预算,监督公共支出的基本权利。愿意享受怎样的公共服务并缴纳多少税收,必须经过科学、合理的机制,由纳税人和政府多方协商并讨价还价才能确定,而不是由政府单方面说了算。既然财税问题与每一个纳税人息息相关,那么,在有关税收立法和公共政策的问题上,每一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如果仅仅只顾及某一方的利益,这样的财税法规和财税政策显然毫无合理性可言。
 
在当下中国,高培勇担心非专业发言可能误导税收公共政策,可谓杞人忧天:在民主国家,国会议员要耗费60%的时间用来审核政府的各种预算。在中国,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当下最为缺乏的就是对于政府财政预算的详细审核,同样缺乏的还有对于财政支出的监督,和违反财政支出的责任追究。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政府的财税立法和公共政策都必须听取社会与民众的意见,并及时回应与调整。即便是政府智囊,也没有权力在财税问题上罢黜百家,唯我独尊。高培勇等人作为官方智囊,代表官方意见,那也只能作为博弈的一极,而不能也不应该是金口玉言。李炜光等学者为企业和纳税人发声,恰恰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极。至于高培勇强调的专业性,学术界内部可以自行研究和探讨。
 
其次,高培勇对税收的解释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政府支出不变”。在这里,高培勇将政府支出看做了一个恒定不变的定量。如果以支出项目而论,包括军事、教育、国际与外交事务支出,能源与环境公务人员薪水等等,确实每年都必须支出。以财政支出的数额和比例而论,政府支出既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但是,增加要有明确而精细的预算,经过纳税人的审查和同意,其支出过程要受到严格监督,具体的支出明细,必须无条件、最详尽地公开,让纳税人方便地查阅。如果纳税人对于这些支出有疑问,政府必须耐心而仔细地回答。如果有税收支出被滥用,纳税人有权利追究政府或当事人责任。对于不合理的税收和支出,纳税人有权利要求坚决的减掉。
 
中国政府机构的规模并不小。此前,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披露,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这数量庞大的人员,全都依靠纳税人的供养。此外,现在的财政支出,政府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信息公布不仅滞后,且不透明。而且,用于民生、社保、教育、养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支出比例明显过小。这样的支出结构,不变行吗?
 
第三,高培勇声称,中国的宏观税负问题就出在,几乎所有的税收都是从企业口袋里掏出来的,企业税降一点,个人税增一点,我们更多的百姓愿不愿意改这样一种结构?他认为,“我们的宏观税负和欧美国家比,相对来讲是偏低的,至少是不高于他们的。”这是混淆视听,难道现行的税负有问题,就必须用另一种民众不愿意的方案来实施?姑且不论高培勇和李炜光对对宏观税负的计算方法导致的差异,就实际情况来说,欧美国家有的税收很高,例如北欧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征收了高税收后,对公民生老病死,从摇篮到坟墓所需要的开支全都负责。有的国家税收相对低,比如美国,国家只承担公民最基本的福利,但是这些最基本的福利,我们都没能做到。
 
学者秦晖曾多次论及,中国底层的普通人(也是纳税人)享受到的是“负福利”:这个福利不是按照帮助弱者的原则,而是按照特权物质化的原则运行的。也就是说有特权的人,收入高,福利也高,特权少的人,收入低,福利也低,完全没有特权的,比如你没有“单位”,你就根本没有收入,同时你也就绝不可能有福利。假如说在改革以前的中国,你没有“单位”,当然就不会有人管你什么住房、养老、医疗等。所以这种福利,如果你要做统计的话,你会发现它是扩大不平等的,而不是缩小不平等的。如果你把二次分配加上去,基尼系数会变大,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会变小。正因为如此,中国纳税人的税负痛苦指数多年居高不下。
 
第四,中国有18个税种,其中有15个税没有经过人大立法,这种现状,违背了税收法定的基本原则。人大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把征税权外授,等于就是放权。这个权力授出去以后,应该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回来。现在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合情理的,高培勇不会不知道它所产生的弊端。
 
高培勇的发言,他所谓专业知识,实际上是在为政府谋税收,为不合理的财政税收和支出现状张目。他说提出的“企业税降一点,个人税增一点”的解决方案,也是用套路践踏常识。高培勇的官方身份可以理解,但是,用专业化和跨界发言来批判代表企业和纳税人的声音,既悖谬,也不足取。